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办发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首次以公告形式发布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在古代，这种群体的典型就是反对由贵族或祭司操纵或支配司法行政制度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民间的经济关切都不可能发挥直接作用。
这是一个城邦王国的典型局面。因此，法律规范都是用警句和箴言式短语来表述，具有神谕、习语或者法学家释疑解答的特征。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命令和禁令汇编都有这种风格，表明它们的确有着法律先知与 Aisymnetai的渊源。我们这里不可能追溯历史，只能稍事议论。然而，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法典编纂是不同的，因为十诫和约书中的宗教内容很系统，而罗马的法(lex)只是一些规定，前者的宗教法基础是确定的，没有新的宗教启示。
因继受罗马法而在法律思想和现行实体法领域引发的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没有任何君主的法典编纂能够与这种意义相提并论。一种系统的法律编纂既不是为了伦理道德而由十诫构成，也不是为了调整商业活动而由《十二铜表法》或《约书》构成。我们不应去进行什么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研究，相反，应将精力用来探究应予追求之目的与如此追求之理由。
对于立法政策问题的争论，若明若暗，有意无心，但若有人主张此问题可如演绎推理般永予解决，则我所可断言者，其人在理论上错了，并可肯定，其结论亦不会获得实践之认可，从来不行，永远不行。凡此动机，很显然，任何我们得称为理性的体制都不会理会的，除非其旨在对抗这些动机的利害关系人。我不能不相信，倘若对于法律从业者的培训，使得他们习惯于更为谨严精确地认识到其所制订的规则赖以立基之社会利益必得予以合理化，那么，他们有时或会对于自己的自信颇感踌躇，明白他们其实是在极富争议、且常常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上偏听偏信。即便每一判决均要求得到享有专断大权、反复无常的君主之认可，吾人也应从法律乃为一种预测的角度，孜孜着意于揭示并阐明君主所设置的规则的形成过程中的某种秩序、某种合理的解释以及某种原理原则。
愚曾闻已故阿佳西（Agassiz）教授语，倘若每杯啤酒涨价两分，则德国人民就会揭竿而起。为何此乃一项职业，为何人们付与律师报酬为己争辩或提供咨议，原因即在身处类如我们这样的社会，就特定的案件而言，法官已然获得公众授权行使公共权力，而且，倘若必须，则动用全部国家权力执行其判决与裁定。
而实然之法是你必得表明你的某项权利。[4] 哈夫洛克·艾利斯：《犯罪人》，页41，此处乃引用加罗弗洛的观点。前不久，艾莫斯（Ames）教授曾撰有一篇精湛博学之文，阐明普通法象某些其他规则一样，并不承认在诉讼中得以书面要式契约（specialties）为据对欺诈行为进行辩护，而进行此一辩护的个人性格之道德力量，似当源于其衡平法历史。我于论及历史时曾举盗窃他人财产犯罪为例，说明法律因缺乏可将规则组织和表达出来，从而实现其明确目的之明晰形式，以致进退失据、举步维艰。
法律之更为深远、更为一般的方面，乃是赋予其普遍福祉之内容。不论我们或许会多么欣欣然地接受一个命题，然而，没有什么具体的命题是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先生的每个人都有权行己所欲，只要他不妨碍其邻人之相同的权利这一命题亦然。因此，显而易见，对于道德意义上人的权利与宪法或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一般无二的肯认，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人们想知道在何种情况及多大程度上，他们乃在冒险犯难对抗较其自身远为强大者。
它们表现为一组有限的训诫性质的原理（dogma），人们于一定时间内即可掌握。我们说一份契约乃是签约各方意思之合一，因而，在许多案件中，可以推断，因为签约各方并未达成合意，就是说，因为他们各有所指，或者，一方并不知道另一方已然同意，从而也就无契约可言。
另一方面，如果犯罪象正常的人类行为一样，主要乃为一个模仿的问题，那么，惩罚就可望有助于使其不再成为时髦。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再一次地，此处所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深植于超出我们所能归属与解释的神秘意义中。
如果外部符号是具体有形的，例如，一封信，则契约定订时间为表示承诺之回信发出之时。但是，确乎有理由相信，情况可能是，不是犯罪的性质，毋宁乃犯罪人的危险性，构成了指导对罪犯作出必然之社会反应的唯一合理的法律标准。同样的心态，在我们所有的法案汇编和教科书中亦均表露无遗。我在想从起始即属侵犯(trespass ab initio)——如其习称——这一问题的技术性规则，鄙人曾在麻省近期的一起案件中对此试予说明。但是，在涉关债券之约据时，其原有的涵义是不同的。就一代人而论，一个既定的司法辖权内的法律报告构成其全部法律之相当部分，并从当下角度对其重予陈述。
一方当事人认为此承诺得被视作应于一周内立即履行，另一方则认为它意味着应在其已然准备停当之时。下列这些情形相对较少，即由衡平法院签发一纸令状，并经由将被告投诸监狱，或者，除非遵奉法庭命令，否则即予惩罚而强制实施此命令。
驽钝无知之辈，以愚始，益且以愚终矣。原文发表于《哈佛大学法律评论》 （1897年3月25日）第10卷第8号，页457-78。
较诸瞎猜乱想，难道我们最好去揭示眼下这个样子的刑法之利大于弊？我将进一步指出其之贬抑囚犯，着其更深地陷入犯罪这一效果，或者，我将提出罚金和监禁之所加于罪犯妻小者，是否比加诸罪犯本人更为沉重这一问题。就法律的大多数情形而言，其必涵咏并局限于此道德体系之内，仅仅因为法律乃抽象自特定时间之特定民族习惯这一缘由，才在某些情况下，得超逾道德域限。
区分道德与法律的实际重要性由此可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往日施行的法律，很可能一些现今仍在施行，均受到当日最为超卓明慧之见的谴责，或者，无论如何，它们越过了诸多人类良知所划定的干涉的界限。逻辑形式的背后实有一个对于各是其是之立法理据的相关价值与重要性的判断，且常常是一种隐含不彰和无意识的判断。至于法律，毫无疑问，的确，进化论者还不敢大言不惭地宣称其社会理想，或者，其认为应当体现于立法的原则之放诸四海而皆准。
一些科学界的著名人士认为这一对于罪犯的研究证明了前一假设。我一直在谈论法律研究，但是，对于在教科书与判例制度以及学生最为直接而经常遭遇到的一切体制的关联意义上人们通常谈论的，则未置一喙。
如果说此事关系重大，依然从那个坏人的视角而言，则必定是因为根据法律，恰恰就在此种情形而非彼种情形下，其行为必须进一步承担某些损失，或者，至少某些进一步的后果。你可以赋予任何结论以一种逻辑形式，你也总是可以在一个契约中点出某一前提。
虽然他的判决所关注的乃是一纸承诺文书，而正是在此处，普通法视契约与写下该契约的字纸不可分割，因而其之判决恰巧不错。然而，对于一个坏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主要而且首先意味着一种预言，即倘若他做出某些事情，则必将承担监禁或强制交纳金钱之不悦后果。
那么，被告究竟得到还是未曾得到过此项权利呢？如果其权利主张是建立在土地所有者通常意义上的错误和疏忽之上的，一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则如若不存在这样的疏忽，则被告就未曾获得过通行权。这些诡谲通灵、预知未来的（sibylline）叶瓣，将立基于展示了斧斤将会落下的案例、已然四散飘零的往昔的预言（prophecies）庋辑成体。职是之故，吾人研究之旨，乃在预测（prediction），即对公共权力经由法庭而作出何种反应之预测。如果你实施侵权行为，则负有给付一定赔偿金之责。
在我看来，法理学即法律中之最具概括而一般状态之部分（law in its most generalized part）。而且，吾人还明白，吾人之所行，即吾人之所择。
除开契约及其类似者外，不妨看一看侵权法或损害之民事责任。有时，人们认为倘如某人疏失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若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律确认其事以为成例，则其不得抱怨。
此种思维模式全然自然得很。不过，柯克勋爵（Lord Coke）所为甚当，在此，一如在其他诸多情形下，在下于此公均追慕有加。